新華社北京7月12日電 題：“一生只干一件事”——追思北京人藝院長任鳴
新華社記者白瀛
7月12日晚，北京人藝70周年院慶大戲《嘩變》在首都劇場舉行本輪最后一場演出；而當天上午，該劇重排導演、北京人藝院長任鳴的追思會在劇院一樓排練廳舉行。6月19日，任鳴因病在京猝然離世，享年62歲。
他在近40年的藝術生涯中導演了90余部話劇；他用一生踐行了自己的座右銘：“一生只干一件事”。
“18歲時，就確定了自己一生的人生目標”
任鳴的藝術生涯是同改革開放同步的。1978年高中畢業后，自幼熱愛文藝的任鳴便立志做一名話劇導演。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1979年恢復招生，但三年只招一次，第一年沒參加考試，只能等三年。
其間，任鳴認真自學專業書籍，積極尋找實踐機會。在中央實驗話劇院《鑒真東渡》劇組跑龍套時，他因為認真引起了主演李法曾的注意，被引薦給中戲導演系教師白栻本，后來就經常到課堂旁聽。
1982年，任鳴如愿考入中戲導演系。他的同班同學劉偉至今仍記得，入學第一天大家圍坐在排練教室作自我介紹時的情景：“一位高個子同學，講述了自己堅持三年，義無反顧地努力，考入中戲導演系，這是他唯一的志愿、目標，現而今實現了。說著，他流淚了，哽咽了，同學們都被他付出的艱辛感動了。”
任鳴不但是這個班級的驕傲，更是無數師弟妹的楷模。后來成為同事的導演唐燁回憶，她第一次聽到任鳴的名字，是在中戲導演系課堂上。“他的名字是被老師提及次數最多的，他的作業常常被老師拿來當范例，尤其是畫面小品《小丑與孤兒》，更是作為優秀作業分析、講解了三節課。”
“我比較自豪自己在18歲時，就確定了自己一生的人生目標，并且一路走下來沒有改變，沒有任何動搖。”任鳴生前接受訪談時說。
“我是人藝的兒子”
1987年大學畢業，任鳴進入北京人藝。1994年，34歲的任鳴成為劇院歷史上最年輕的副院長。
1995年，任鳴因導演話劇《北京大爺》一舉成名。演出成功后，他到北京醫院看望80多歲的老院長曹禺，曹禺握著他的手說了三句話：戲是演給觀眾看的，戲要讓觀眾看得懂；要堅持人藝風格，但也要發展創新；要好好學習北京人藝總導演焦菊隱的作品。
任鳴曾坦言，這次談話是其藝術人生上的一個轉折點，也讓他長時間思考怎么傳承、發揚北京人藝風格。在他給劇院創作的數十部話劇中，以《北京大爺》《全家福》等為代表的京味題材寫實風格劇和以《知己》《我們的荊軻》等為代表的歷史題材寫意風格劇，分別繼承發展了以《龍須溝》《茶館》和《蔡文姬》《關漢卿》為代表的北京人藝風格的兩條血脈。
任鳴生前曾說：“我是人藝的兒子，人藝塑造了我，我在人藝成長，沒有人藝，我就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
北京戲劇家協會副主席楊乾武認為，一個導演將自己的創作和一個劇院的傳統全部融為一體，這是任鳴對中國話劇的獨特貢獻。
“走近任鳴，是走進一個時代，進而發現時代與戲劇、時代與它的同路人的深層關聯。”戲劇學者、《任鳴導演藝術論》一書的作者之一徐健說。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商品經濟大潮下，話劇走入低谷。北京人藝副院長馮遠征回憶，當時任鳴的同學大多去拍影視劇了，但他始終堅守話劇。“我相信他的一生是幸福的，因為他努力完成自己理想中的事業，踐行著自己當年說的那句話，‘一生只干一件事’。”
國家話劇院原常務副院長、任鳴的師兄王曉鷹用“心無旁騖”“鞠躬盡瘁”形容任鳴的一生：非但沒有拍過影視劇，甚至到外單位排戲都不多，這在國內當代知名導演中是很少見的。“任鳴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獻給了他熱愛的中國話劇事業和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給我們留下專注、踏實、善良、純真的人格風采。他用一生完成了自己的選擇，他的離世是一種藝術和生命意義的完成。”
“導演應該活在作品里”
1997年2月，任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他不但是一名要傳承北京人藝風格的戲劇創作者，更是一名黨的文藝工作者。
2003年，任鳴請戰，冒著疫情風險投入創作，并帶領劇組成員深入街道體驗生活，于是有了表現抗擊非典的話劇《北街南院》。2008年，正準備帶隊出國演出的任鳴，從機場回到劇院投入創作，并率領主創人員赴災區體驗生活，于是有了反映抗震救災的話劇《生·活》。2020年，任鳴再次掛帥，導演了講述全民抗擊新冠疫情的話劇《社區居委會》。
“任鳴同志有著很強的黨性觀念，在國家和人民需要的時候，他始終不忘黨員藝術家的使命擔當。”和任鳴共事十余年的北京人藝原黨委書記馬欣說。
2014年，任鳴成為北京人藝第四任院長。在繁重行政工作的同時，2021年他導演了慶祝建黨百年話劇《香山之夜》，為中國話劇的民族化作出了又一次有益探索。這，是任鳴導演的最后一部作品。
“任鳴院長說過，‘導演應該活在作品里，作品應該活在觀眾心里’，說過‘戲在，就會說話’。從這一點上講，他并未真正離去。”北京人藝黨組書記王文光說。
